海上茶路

　　讓我們慢慢接近1886年，這個對中國茶業有著特殊意義的年份……

　　1874-1875年，美國由廈門運回的烏龍茶達34.7萬千克。1858-1864年，單由廈門口岸輸出的烏龍茶就有181萬-317.5萬千克。可以說19世紀是武夷茶（包括綠茶和烏龍茶）風靡歐美的時期。

　　關于鴉片戰爭以后，我國茶業因紅茶出口的劇增而急劇發展起來的記載，福建、廣東、江西、湖南、湖北的有關方志中隨處可見。舉例來說，如同治5年《崇陽縣志》載：“道光季年，粵商買茶，其制采細葉暴日中揉之，不用火炒，雨天用炭烘干，收者碎成末，貯以楓柳木作箱，內包錫皮，往外洋賣之，名紅茶。”

　　鴉片戰爭后，由于外商能直接在中國開行、開廠、設庫、設棧，使中國茶葉貿易和茶葉生產，出現了一個飛躍發展的局面。檢閱同治5年（1886）至光緒26年（1900）的有關茶葉出口數，我們可以發現，1886年，是我國歷史上茶葉生產和出口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此前的統計，我國茶葉出口的數額，繼續道光末年和咸豐年間的逐年跳躍式增長。1886年后，由于英國在印度、斯里蘭卡引種茶葉獲得成功，大批新茶園投產，他們對自己的茶業實行保護政策，致使中國茶業由持續快速發展，蛻變為連年急劇大落。

　　這種大起和大落，正好也構成我國茶業由古代向近代轉化的獨特背景。鴉片戰爭以后，隨各國從我國輸入茶葉逐年增長的需要，我國特別是福建、廣東、江西、安徽和湖南、湖北等省的茶葉生產，在同治年間，一哄而起，出現了一個盲目發展的高潮。以福建為例，如《東瀛識略》所載：“茶固閩產，然只建陽、崇安數邑。自咸豐初請由閩洋出運，茶利益溥，福、延、建、邵郡種植殆遍。”關于福建同治年間植茶的風起，其時閩人卞寶第也有這樣一段形象的記述：沙溪“由永安入境，物產茶。土著不善栽植，山地皆租與汀、廣、泉、永之人，并且將山旁沃壤棄而出租者，輕本重末，大妨農業，由是客民眾多，棚廠聯絡。”另外《光澤縣志》中也提到，“咸豐、同治以來，遍處種茶，生息亦廣”。

　　因此，當1887年以后我國茶葉出口連年遞減，茶葉市場一天天被印度、錫蘭擠占，我國茶業日趨衰落時，我國的茶商、茶農和有關官紳，開始只會感到突兀、茫然和有點不知所措；但情感接下來的變化，必然是從陶醉回到現實，從失落中尋找原因，痛定思痛，最后確定奮起走改革和重整我國茶業之路。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1886年，是我國古代或傳統茶業發展最后所達到的一個巔峰，這個巔峰，同時也是其發展的終端；自此之后，我國古代茶業就一天天衰退和朝著近代的方向轉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