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時期，儒家文人遇到了空前的大難題。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尚未接受漢族傳統文化，文化人向來自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元朝統治者眼里卻落了個“臭老九”的地位。明代黨獄橫生，文人不敢稍稍發揮獨立的見解。于是，許多有才學的人隱居山林，以茶解憂，茶成了表示清節的工具，稱作“苦節君”；茶成了苦中求樂的文人朋友，又稱作“忘憂君”。其實，“苦節”到是真的，“憂”卻很難忘卻。

     誠如莊子所云，江湖的水干枯了，魚兒們用口水相互沾潤，倒不如江湖水滿的時候不相照顧的好。茶人們這種苦節勵志的精神固然可貴，但對整個社會卻難以有所匡輔。但是，正因為不像宋人那樣，時時處處都用儒家禮儀規范飲茶活動，所以才使中國茶道的自然情趣更為濃重。茶人們從茶中領略自然的簫聲，盡量“忘我”，求得心靈的某種解脫，莊子說，顏成子游從師學道，第一年心如野馬，第二年開始收心，第三年心無掛礙，第四年混同物我，第五年大眾來歸，第六年可通鬼神，第七年順乎自然，第八年忘去生死，第九年大徹大悟。無論皎然的三碗茶詩，還是盧仝的七碗詩，仔細讀去，都包含著莊子這種混同物我，順乎自然，大徹大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