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可以喝，能致富嗎？在不少中國產茶區，由于信息閉塞，世世代代在田間耕作的茶農，卻對這片葉子的神奇力量并不知曉。

　　“他們不知道怎么生產，我們就來培訓指導；他們不知道茶葉賣給誰，我們就為產品找銷路。我們不是把錢分給茶農，而是教會他們致富的方法。”中國茶葉流通協會副秘書長朱仲海說，帶領茶農走上致富路，中國茶葉流通協會已經實踐了至少7年。“早在2010年10月，我們便成立了中國茶產業可持續發展工作組，動員業界各方力量，探索落實重品質、重安全、重環境、重民生的產業發展戰略。”

　　茶葉扶貧，他們一直在路上。

　　“把脈”茶葉扶貧

　　作為茶產業精準扶貧隊伍中的一分子，朱仲海7年來始終參與在一線工作中：進茶山，訪茶村，與專家學者一同為當地茶業“把脈”、指導，對于全國茶產業的扶貧情況，他是用雙腳丈量的。

　　“茶產業扶貧的工作任重道遠。”朱仲海深有感觸。近幾年，根據中國茶葉流通協會統計，我國大陸共有19個省份、近1000個縣產茶，在這些產茶縣中，國家級、省級貧困縣將近600個，占比超過了六成。其中涉茶人口8000萬，茶農占了大多數。

　　在他看來，交通不便是導致產茶縣貧困、落后的首塊絆腳石。

　　“茶區生態環境好，但大多處于山區和半山區，交通不便導致信息閉塞，賣茶難成為了當地茶產業的大問題。”朱仲海說。

　　其次，是產品沒有品牌。到訪這些產茶村，幾乎家家都做茶，這也意味著一家一戶都是小作坊式的生產。從茶園管理的相對粗放，到生產效率的相對低下，直接導致了產品質量參差不齊。外地的知名茶企和消費者，都對這樣的產品望而卻步。

　　“第三是當地農民的整體文化水平較低，思想觀念比較落后，他們往往安于現狀，并沒有開拓市場的理念，也沒有概念想要去改變生活落后的面貌。”與當地茶農交流后，朱仲海更意識到，打開當地農民的思路，是扶貧工作的重中之重。“調研時，我們看到茶農摘點野草野花就當飯吃，茶葉這么好的生態資源，并沒有成為他們致富的鑰匙。”朱仲海說，“第四個導致茶區貧困的原因，是當地對產業發展沒有清晰的定位和整體的規劃，對于主導產業如何去引導，并沒有前瞻性的認識和分析。”

　　“一旦找到這些問題的突破口，茶產業扶貧，帶動茶農致富，大有可為。”朱仲海說，在《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所明確的14個跨省片區（680個縣）中，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桂黔石漠化區、滇西邊境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的大部分縣都比較適宜種茶。

　　“現在，已經有很多貧困地區有意愿發展茶產業，立足茶產業精準扶貧，既可以提高茶農收入，振興區域經濟；還可以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發展生態旅游，符合國家發展生態農業的大政方針；同時還能夠提升地方的文化格調與內涵。”朱仲海說。

　　因地制宜的“土方法”

　　拔地而起的高層小別墅、蜂擁而至的茶葉經銷商、茶葉季笑逐顏開的面龐……幾年來，不少產茶區摘了貧困縣的“帽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河南固始縣，這個曾經的國家級貧困縣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它的脫貧模式甚至成為了縣域經濟發展中的“固始模式”，扶貧產業中，茶產業也是幕后功臣。這里扶貧經歷的一幕幕，無論是波折還是成就，都成為了全國各地茶產業扶貧歷程的縮影。

　　“當年進茶村，只要仔細一查看，到處都是毛病。”朱仲海回想起第一次到固始縣扶貧的場景。現在已很難想象，7年前那里的茶園，田埂里到處是生活垃圾，甚至還有用完的農藥瓶子散落其中。

　　“我們帶專家手把手指導當地茶農如何種植茶園、如何管理。但一開始，農民并不像預想的那樣買賬。”朱仲海笑笑說。比如當地在人行道旁的茶樹，常年沒有防護。專家建議，在茶樹與人行道中間，建一堵植物防護墻，既美觀，又能對茶園起到保護作用。

　　但當時農民普遍反映：他們世世代代都這樣種，專家說的方法太費事，他們不愿意配合。朱仲海說：“我們當時還請來了聯合國的病蟲害專家做指導，農民們也不認可，‘老外能講什么東西啊’。”

　　這樣的“硬”推廣顯然不是辦法，朱仲海就和同事商量，要用農民的語言和農民交流。他們請村長或當地人來做代表，用方言和茶農普及茶葉生產知識，并邀請大家參加培訓，包吃包住，這樣的“勸說”和“福利”，才吸引農民前來。

　　“到了培訓現場，茶農們靜下心來一聽，方才覺得專家講得有道理。下次開會，不用動員，也不用解決食宿，他們紛紛趕來了。甚至還有農民把專家拉到自己家里去做客。”朱仲海說。

　　交流要講究方法，做茶也要“接地氣”。“在茶葉扶貧點，我們都會找上當地的‘土’專家和外來專家一起去，讓他們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提出切合實際的、可操作的方法，其中不乏一些‘土辦法’，茶農們一聽就懂，還容易上手操作。”

　　比如有的專家細心觀察到固始當地生長著一種獨特的草，只要往肥料里一拌就可以驅蟲。還有一次，聯合國專家組的一位教授發現當地茶園有一種死掉的蟲子，也將蟲子拌到肥料里，做簡單處理，撒到茶園里，同樣可以驅蟲。

　　“專家因地制宜地通過地方特色來解決問題，選材也是當地物種，避免了從外地引進其他物種，破壞當地的生態環境。”朱仲海說，“由于除草劑不能用，專家還指導茶農剪枝壓草，既環保、省事，又能避免噴灑農藥影響茶葉質量。”

　　除了“量身定制”的除蟲、除草方案，專家組更是結合當地特點，指導茶企、茶農優化生產。到現在，優質的信陽毛尖已成為固始縣的特色產品，更打造了“九華山毛尖”、“仰天雪綠”、“十八盤毛峰”、“楊山春綠”等地域特色品牌。“不僅如此，后來我們再去調研，發現當地茶企還在其他縣市設立了新的生產點，自發將這些成功經驗帶到了其他地區，助力了更多茶產區的脫貧致富。”朱仲海說。

　　聽農民的聲音

　　因地制宜，說到容易做到難，因此，前期充足的調研必不可少。

　　每到一個扶貧點，都像在做人口普查。“比如一個鎮，它有多少個行政村，村里有多少個農戶，農戶分布在什么地方，耕種是什么情況，有多少畝茶園，有多少個貧困戶，我們都要事先摸查清楚。再根據這些，到當地去。”朱仲海說。

　　記得有一次，為了去云南一個偏僻的產茶村——普洱市瀾滄縣惠民鄉芒景村，他們顛簸盤旋走了近五六個小時的山路。到了當地，茶農家徒四壁的生活狀況，讓調研組觸目驚心。而當地人習慣吃的野菜被熱情地端上桌后，還造成了調研組成員的食物中毒。匱乏的生活條件，如此真實地呈現在調研組面前，更堅定了他們要為當地盡一份心力的信念。

　　要了解當地情況，更要聽農民真實的聲音。但一到正式座談的場合，老實的農民朋友卻不知道怎么說，更不知道說什么。

　　可不了解當地茶農的生活狀況、所思所想，就不能給當地貧困“對癥下藥”。這時候，村長給出了個“土方”。“他讓我們先安排茶農吃頓飯、喝點酒兒，果然，幾杯小酒下肚，這些茶農兄弟也放松了，滔滔不絕地講起來自家茶園和生活的情況，我們就把這些一手的資料匯總記錄下來。”朱仲海笑著說。

　　正是這樣與農民兄弟面對面的交流，才使得專家組了解了芒景村與茶深厚的淵源。“這里是布朗族聚居村，他們對茶及祖先留下的衣食之源——古茶樹林有著深切的敬重之情，每年還會舉辦祭茶祖節呢。”

　　如此濃郁的地域風情，讓專家組眼前一亮，為當地量身訂制了發展方案———推廣茶旅游。他們指導茶農建起少數民族民宿，辦起了農家樂，組織游客進行茶園觀光、茶葉制作、品飲及購茶等。現如今，每年來這里的游客能達到20萬人次，茶村的收入比原來不知翻了多少倍，已達到1000多萬元。

　　朱仲海笑著說：“現在茶農的思路也打開了，與外界的交流也更加廣泛。他們現在正申報以茶為主題的世界文化遺產呢。”

　　為扶貧樹立標準

　　“有入口、有出口，才能可持續，才能真正讓茶農脫貧致富。”朱仲海說，通過實地調研，他們不僅邀請專家為茶農指導生產、制訂方案，還在為茶產品找銷路。

　　2010年，中國茶葉流通協會在荷蘭禾眾基金會(Solidaridad)的支持下，聯合茶葉道德合作聯盟（ETP）、公平貿易組織（Fairtrade）等國際機構以及聯合利華、川寧等跨國公司、涉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成立了“中國茶產業可持續發展工作組”，并制定了中英文對照的《中國茶產業可持續發展指南》。

　　“只要扶貧點按照《指南》上的做法來生產，他們的產品就不愁賣。”朱仲海說，不僅如此，他們還結合國內外實際，打造了扶貧的新思路：國外企業認可在《指南》標準體系下生產的產品，并在原有產品價格基礎上加價一美金或若干美金，印上扶貧點的標識在國外銷售。

　　“通俗地講，一款茶葉原價5美金，但企業加價為6美金或者更多，這多出來的錢，是消費者認可的扶貧資金。這些資金最后都匯給中國的茶葉扶貧點，用來建學校、買農機、修道路。”朱仲海說，這是扶貧思路的“中西結合”，將國外比較認可的扶貧理念在中國茶產區進行實踐，目前已有幾百萬的扶貧資金投入到了茶產區的建設中。

　　目前，中國茶葉流通協會正在計劃申請應用于國內企業的中國茶葉扶貧標識，下個月，他們將到河南信陽和安徽六安調研，希望可以將兩地作為該項工作的國內試點。

　　“接下來，我們還將聯合國內百強茶企，制定中國茶產業可持續發展團體標準。將這些年成功的扶貧經驗，制定成扶貧的樣板和標準，以點帶面，在全國推開。”朱仲海認為，扶貧工作要借助全社會的力量，“利益共享，責任共擔”，才能把扶貧工作做扎實，真正幫農民脫貧致富。

　　現如今，據中國茶葉流通協會統計，全國已有100多個縣開展了2045個茶葉扶貧項目，投入專項扶貧資金12.6億元，脫貧人口77萬人，并建立535個村級茶葉扶貧示范點。

　　幾年的茶產業扶貧經歷雖然辛苦，朱仲海卻充滿成就感。“剛進貧困村的時候，當地村民并不知道我們要做什么，但當實際工作做好要走的時候，他們會自發地、熱情地歡送我們直到村外。那一刻，我們就知道，工作做到他們心坎兒里去了。”